光绪年间, 丁戊奇荒死伤超一千万人, 为什么没有一人敢造反?

光绪皇帝刚即位,第二年(光绪二年,1876年)大清就遭遇了流年不利。

由于种植鸦片“其利十倍于种稻”,因此各地百姓纷纷改种鸦片,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百姓都需要购买粮食度日。

这次的“丁戊奇荒”产生的灾民无数和范围广、时间持久、历史上是空前没有的,民众开始狂恐不安,恐怕灾民灾难在所有人的心中激起了邪恶的念头,由此;社会秩序混乱。

不是不造反,是无力造反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人祸;大家都知道满清后期的朝廷上下的愚昧,认为种植鸦片的利润大,可鸦片不当饭吃,且使民族丧失斗志与信心。

当然,天灾的背后往往伴有人祸。有哪些人祸呢?

丁戊奇荒的严重程度,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由于这场大饥荒,大多数地方要想维持生计,只能依靠从外地运输来的粮食,本地早就没有了能够“反”的基本条件,总不至于光拿着锄头就反了,而尚未受灾的区域,当然也不会支持灾区大乱。

最终,这场大灾随着1879年的大范围降雨,终于过去,而这场大灾,为何没引起大乱呢?

第一,赈灾比较及时得力

不过,到了清朝末年,仓储制度日益衰弱。主管的官员,趁着混乱不仅不能及时添补粮食,反而侵吞、变卖仓库中本就不多的粮食。以至“丁戊奇荒”发生后,各地粮仓竟无以赈灾。

人祸:

  1. 灾难的背后是疯狂的人,都以为能挣到快钱,能挣到大钱,全然不顾田中无粮,家中无米,老天爷怎能不惩罚!

    灾民的目的只是想要活下去,反,并非是他们的真正目的,再者,晚清时期,在普遍使用火器之类,没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基础,就算反也坚持不了,根本毫无希望。

    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含金量高的实缺是断然不卖的,但虚衔方面可以做足文章,可能是受到了太平天国运动中“封王数千”的启智,曾国荃上书启用的这个新形式的确广受新晋士绅的欢迎,筹集了四五百万两白银。

    二、国际援助

    第一个原因是机制。

    时代的因素与以往也是存在很大的区别,清朝当时虽然已经风雨飘摇,但是绝大多数的资源依旧掌握在朝廷手中,受此大灾的灾民,并没有能力反。

    一是赋税太重。

    四,军事存在提供了保障

    对李鸿章这个人的评价,虽然争议很大,但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其人是晚清众臣中敢于任事,也极善任事的一位。

    据史料记载,官员的许多举动都得到了灾民的认可,他们相信大部分官员是在认真救灾,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度过灾难的情况,这就相当于凝聚了灾民的心,团结了内部力量。

    他们在灾难当中所进行的首要工作是:要多加筹集资金,多方面进行求助,有很多官员亲自上阵,帮助居民度过艰难时刻,而且有些官员身体力行,捐赠了一些自己所得的钱财。号召其他人,其他富裕的家庭或者官宦家族能够更多的捐款捐粮以度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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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丁戊奇荒爆发后,英国传教士理查德呼吁各国关注山东旱灾。所以,当时各国在上海成立了救灾委员会,接受来自国外的的捐款,据说一共筹集资金上千万美金,仅在山西就先后有300万人受到过帮助。

    二,国内外自发组织的支援

    既然如此,大家又何必再重新再走一遍老路呢?

    虽然说,在这四年期间,各地均有不计其数的小规模民众暴动(题目上所说的没有一人敢造反是不成立的,当时各地均有灾民组织武装.进行抢粮斗争),但却始终没有一起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这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简直是个奇迹。

    如同任何一个前朝一样,清政府也得开仓赈济灾民,大灾之后,免税三年,哪个朝代都不想失去人心,这几乎已形成惯例。但清政府当时的财政状况的确不容乐观,手中余粮也是无多,除了正常做法,清政府也别出心裁,开发了新的方式。

    一、卖官鬻爵

    为此,许多洋人曾发出感慨,真是难以想象。

    这不是黑心,而是智慧。

    三是仓储制度弱化。

    因为类似的原因,这场灾荒发生之后,虽然清政府没有钱赈灾,但民间百姓,尤其是士绅阶层和商贾们,都开始走上街头赈灾,甚至在没有灾区发生的南方地区,南方的士绅阶层和商贾们,也都主动带着钱和粮食到北方灾区赈灾。

    据一些地方县志记载,从旱灾开始,百姓起初“饥黎鬻妻卖子流离死亡者多”,既而“饥者掠人食”。再到后来“既无可食之肉,又无割人之力”,这种种的记录,都详实地记录下了当时的惨状。

    旱灾,持续数月滴水不降落,导致“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

  2. 同治年间,山西总人口大约1600万,但大灾之后,仅剩600万左右,约500万因大灾罹难,另则受灾出走,被迫背井离乡。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在上疏之中写道: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古所未见。

    自上而下的救灾力度比较有效

    我们都知道,不论是陈胜吴广起义也好,赤眉黄巾起义也罢,哪怕是刚刚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都是底层民众在没有活路时候的一种选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场席卷中国的农民起义已经处在了爆发的边缘。

    一场自愿与被迫交织的的赈灾运动

    在大灾前不久,同治年间,清朝刚刚完成了对于太平天国与捻军的平定,洋务运动开展的也比较顺利,甚至这段岁月被清朝自诩为“同治中兴”,结果这场大灾,给了清朝一记重击。

    在《申报》等大报纸的推动下,江南士绅发起的救援擂台赛甚至波及了南洋、日本、美国,捐钱捐物一时蔚然成风,大批志愿者加入救助队前往华北,而且不要任何官方的奖励。

    清朝作为最后一个王朝,可谓是把前代可能危及命运的因素给挨个清除了一遍,只不过没想到突然杀出了西方列强。而在赈济方面,很显然清朝的应对相对来说也比较及时比较得当。

    一说到卖官,大家伙首先想到的就是“卖官鬻爵”,然后痛批。其实,鬻爵与卖官是两码事,多数时候卖的只是荣誉头衔,而非实缺。

    然而,让人奇怪的是,遭遇了千年难遇的旱灾,清廷又无钱赈灾,那时候灾民却无人造反,这是怎么回事呢?

    丁戊奇荒的确是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是这场灾难更多的依旧属于天灾,人祸固然在其中,却并非主因,整体上,清朝对于丁戊奇荒的处置还算稳妥,曾国荃、李鸿章等人手段凌厉,也有效镇住了灾情,同时维持住了大灾之下的人口流动,遏住了可能的纷乱。

    北方赤地千里,不乏倒毙于途,这一幕在中国历史上并非罕见,明末的李自成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走上了造反之路,这次“丁戊奇荒”虽然八方救援,但仍属杯水车薪,总有很多吃不上救济粮的,这些灾民起来造反了吗?

    更要命的是,丁戊奇荒所影响的地区,几乎全都是当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所以受灾的人口,占到了当时清朝总人口的一半左右,由于这场大灾,还有旱灾时引发的鼠疫,最终造成的罹难人口超过1000万之巨。

    “丁戊奇荒“导致民不聊生,在生存的压力下,很多灾民都自发的组织起来,开始聚众抢粮,拦路纠抢,抢乡绅,吃富户。当时一个参与赈灾的美国传教士回忆当时的场景:

    灾难在所有人的心中激起了邪恶的念头,民众开始惊慌不安,社会秩序陷入了混乱……一群妇女蜂拥进一位富人的家里,占领了它,在那儿生火做饭,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吃下一顿饭。男人们看到这种办法不错。便组成了五百余人的群体,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劫掠取食。

    李鸿章兴办的洋务实业,在这次赈灾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轮船招商局调集大量人力物力,开赴奉天、江苏、安徽、湖广等地,先对粮食进行大规模采购,进而再高效率地集中运到天津,分发灾区。

    虽然李鸿章在我国历史上算是毁誉参半,但在这一场灾难面前,李鸿章是极其认真的一位,他对赈灾的粮食十分看重,在他的统筹之下,开设了各种粥厂,让官员给当地的灾民进行发放,还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那就是以比市场贾更低的价格来向灾民出售粮食,这样就能够使更多的灾民能够有钱才获得更多的粮食,能够保护更多人的性命

    1877年,丁戊奇荒的灾况达到了顶峰状态,尤其是当时受灾最重的山西与河南两地,几乎就是“饿殍载途,白骨盈野”,按照清朝当时的记录,仅仅是山东、山西与直隶三地受到大灾的州县就达到955个,其中直隶331个,几乎就没有不受灾的州县。

    但是,传教士的行为,不仅引起了清廷的不满,也引发了地方官绅的担忧。对于洋人的思想入侵,那是不得不防的。因此,不管是出于自愿也好,被迫也罢,地方官绅都纷纷开始行动起来,开设粥铺,赈济灾民。比如说:

    1. 江苏巡抚吴元炳在清江设立了17个粥厂,收容四万五千余人;
    2. 扬州五台山一共设立了11个粥厂,收容灾民四万二千余人。

    苦不堪言的灾祸,有食“人肉者”常见不鲜,为了活命有灾民纷纷南下,大致有尽九万灾民流至苏南地区。
    (这是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西逃图片,破衣烂衫的慈禧)

    民众自救与八方支援

    受灾的消息传到国外之后,各国都在发起赈灾活动,有一些传教士也加入到救灾的活动中去,希望能够帮助灾民,还有一些能够从外国购进粮食的官员,他们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去支援灾区。

    不过,政府和士绅们一起宣扬,这些灾难的发生,是列强带来的。没有列强的侵略,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件。

    丁戊奇荒的受灾人数达到了当时清朝人口的四分之一,这要是在以前,灾区人民造就揭竿而起了,但是这次却例外。在灾荒发生的几年里,并没有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

    而国内的士绅商人也不遗余力的提供帮助,比如各地建立的粥场。而且,粥场不仅设在灾区,处在灾区之外的江南一带,也接纳了大量流民,仅苏州就接纳了2万人之多!

    当时,由于饥饿,流民四起。一些百姓为了生存,为匪为盗,甚至公然于大街上抢夺。清廷为了防止流民暴动,发动起义,在各地设卡,不许流民四处流窜,以达到稳定局势的结果。

    李鸿章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设卡拦截灾民,以至于不能形成灾民到处流窜,有历史资料显示:吴元炳一家就设立粥厂十七个,收容灾民尽五万人!再往南至扬州灾民遍地。

    1875年,年仅5岁的光绪皇帝在太和殿继位,成为清王朝定都北京后第9位皇帝。

    当时,还有不少外国传教士加入赈济行列。

    赈灾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了,但这次的赈灾运动似乎和以前有一点不一样。这次的赈灾,多了洋人的身影,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洋人的传教士。

    许多灾民对这一点看在眼里,对当地的有些官员更是感恩戴德,他们对当地的官员感激不尽,甚至有些官员还成为人民的楷模,人民的好公仆,成了人们在民间传颂的偶像。

    首先,他们命令官员要严格进行救灾,不能有丝毫懈怠,在自律问题上和反腐败问题上给官员一个明确的要求,在救治灾情的时候,给了官员详细的认定和规划。

    总之,华北大地成了被死亡笼罩的人间地狱。

    据考证;现在的陕西省就有大部分那时候的河南灾民流落到此为生。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写的回忆录中也指出,他在山东赈灾的时候,至少遇到过两拨灾民游说他,让他带领大家“起义”,据他亲自所见,在山东,小规模的劫掠和吃大户的行为不胜枚举,遍地都是,但始终没有酿成十几二十年前太平天国、捻军那样的大乱子。

    对于传教士来说,这次饥荒是一次绝佳的机会来让让他们传播教义。毕竟,他们到中国来传教,却一直收效甚微,所以他们希望借助这次赈灾的机会实现一次大的突破。因此,这些传教士在赈灾方面也是下了一些力气的。

    贫穷、落后、愚昧、无知,这是满清王朝末年社会的普遍存在。丁戊年间(1877——1878年)发生在华北平原的大灾荒惨不忍睹,百姓流离失所,可豪绅、奸商、贪官污吏却无视百姓生命,趁火打劫,大发横财。灾难在华北中原蔓延。

    说起清朝历史上最大的自然灾难,丁戊奇荒可以当之无愧的排在第一位!

    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五省遭灾,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地区。直隶、河南、陕西、山东,山西是爆发点,自1876——1879年,整整四年的水深火热,尸横遍野,造成一千与万人饿死,二千余万人逃荒,实属罕见。

    天灾人祸与硝烟四起

    “丁戊奇荒“爆发时,太平天国运动才过去十来年。在这场持续十余年,波及大半个中国的动乱中,不仅造成了近亿人口的损失,还消耗了大量的粮食,这对于一个靠农业来吃饭的国家是非常致命的,直接导致了生产水平的极具下降和粮食库存的清零;

  3. 虽然有地区发起民变,多出公然扯旗造反、暴动,就怕形成燎原之势。朝廷采取了紧急措施,不惜血本加大赈灾范围,救济灾民为主。

    于是特有意思的另一幕出现了,江南士绅跟洋人打起了擂台,洋人救灾到哪里,江南士绅就救灾到哪里。

    为官之道,一定要做到为民着想,自古以来,凡是能够扬名立万的,能够为老百姓记住的都是一些为民着想的官员,他们总是能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最前面,让人民在灾难中能够渡过难关,这样的官员是最受人民喜欢和爱戴的。

    第三个原因,是得益于清政府的“洋务运动”。

    在最基础的乡村一级的地区,各种自救组织纷纷建立了起来,为应对可能突然发生的状况,大多数地区建立了比较严密的巡查制度,确保赈济工作能够有条不紊的进行下去。

    无知的官员:外国的传教士也加入了灾难的救济,但是在河南省遭到了抵制,这说明贫穷造成了愚昧。

    老百姓当时几乎已经饥饿到极点,而且灾祸还主要是人祸造成的,可是为什么,老百姓却没有造反呢?

    灾难发生后,当时被任命为山西巡抚的曾国荃一方面上报朝廷灾难十分严重,已经威胁到了许多人民的生命安全,同时他又开仓放粮,将筹措两款和证大的任务,详细的划分给了当地的官员。

    对于官员来说,在什么岗位就干什么样的活。他们需要在这个基础之上自觉树立正确的生活态度,追求高尚的生活情操,要学着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自觉修炼个人的思想品德,希望能够做一名正确的人民公仆。

    除了官赈与义赈之外,各地也纷纷举行了自救,各地的传统富商,纷纷拿出了巨额款项用于赈济灾民,甚至打开自家的粮仓私库放粮。

    实际上,但凡历史上的大饥荒,无不是天灾与人祸造成的,丁戊奇荒也不例外。

    真正是祸不单行,到了夏秋,连片大雨使直隶河南以大清河为主等五大河流泛滥,又遭水淹,持续的灾情毫无天日可言。

    在这场大灾难中,前两年主要是部分地区旱灾,但从1877年开始,旱灾开始席卷整个北方,并且旱灾引发蝗灾,从天津以北至南各地,蝗虫遮天蔽日;同时瘟疫也开始肆无忌惮的横行,造成整个村整个村的死亡。

    (丁戊奇荒)

    关于这场大灾难,有人曾这么描写过它的惨状:“登高四望,比户萧条,炊烟断缕,鸡犬绝声。贫者饥,富者饥,老者饥,壮者饥,妇女饥,儿童饥,六畜饥……食草根,食树皮,食牛皮,食石粉,食泥,食纸,食死人肉……父弃其子,兄弃其弟,夫弃其妻,号哭于路途……是冬及次年春,或举家悄毙.成人相残食,馑(死部)殍不下数万。”

    为了救死,防止出现流民,李鸿章还在天津各地大力开设了“粥厂”,江苏等靠近灾区的无灾富裕地区纷纷跟进,遍布各地的“粥厂”起到了有效扑灭火苗的作用。

    三、救灾的启示

    百姓的忍耐,并没使干旱结束,反而愈演愈烈。到1878年,旱灾空前,饿殍遍地,再加上瘟疫四起,整个国家一片惨烈。

    西方观察家往往将中国数千年的中央集权制度说成是“东方专制主义”,但有一点他们老早就正面承认了,在灾难面前,这种机制有着强大的、有效的动员能力,只要这种机制能够良性运转,其抗灾能力是西方民主制度无法比拟的。

    那时的李鸿章正朝国之栋梁的高度攀登,不像后来一味地干裱糊匠的活,所以还是很有一些作为的。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一种不理智的排外情绪,但其中的民族意识、凝聚力还是很珍贵的,简单一句话,大家伙虽然遭受了灾难,但精神都很充实,都忙着爱国呢,根本没心思去闹事,去揭竿而起。

    “丁戊奇荒”波及了大半个中国,包括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被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称为“中国二百余年未有之灾”。导致了1000余万人被饿死,另有2000余万灾民四处流窜,著名的闯关东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

    父弃其子,兄弃其弟,夫弃其妻,号哭于路途……是冬及次年春,或举家悄毙.成人相残食,馑(死部)殍不下数万。《南江县志》对川北旱灾的描述


    “丁戊奇荒”发生的原因:天灾与人祸

    日常灾难的发生,不仅对于当地的官员有一定的启发和告诫作用,对于广大民众,也有许多的借鉴和反思的作用。想当年在大灾难之前有,很多村民的攀比之风盛行,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造成了许多浪费大灾难,提醒着村民时时刻刻要谨记勤劳节俭的作用,让勤劳节俭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习惯,这样更有利于我们抵抗灾难的决心和信心。

    滥种罂粟,也是人祸的主要成因。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许多地方从衙门到农户,尽在大力种植罂粟,而且用的都是好田,反倒是赖以生存的五谷,只用贫瘠之地来草草对付。

    丁戊奇荒出现于1875年,结束于1878年,受灾人口1亿以上,因饥荒死亡上千万人。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山西地区人口减少达到惊人的550万人,占到了当时山西人口的30%以上,在局部地区更是达到了80%。在饥荒发生的地方,粮食价格飙升了10倍,不过在很多地方,即便有钱也买不到粮食了。

    二是政府允许种植鸦片。

    据统计,因这场灾难而受影响的百姓约在1.6亿到2亿之间,占到了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左右;而死于饥荒和后续瘟疫的人数大约在一千万人以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丁戊奇荒,不论是灾民人数之众、范围之广、时间之久,都可以称得上是史上空前。

    张之洞对这次灾荒的原因归纳为农民为了获利种植了大片鸦片,导致粮食产出不足。实际上,我比较认同厄尔尼诺现象的说法,因为当时不仅中国北方干旱少雨,巴西北部、印度和南非也遭受了严重的旱灾。与中国维度相当的美国,当时也在遭受极端天气的影,风灾雪灾不断。

    第二个原因是统筹者得力。
    这次大灾荒的赈灾统筹者是谁呢?继曾国藩之后,刚接任直隶总督不久的李鸿章。

    (参考史料:《丁戊奇荒:光绪初年山西灾荒与救济研究》等)

    由1875年开始发生灾情,主要是大旱越来越严重,到了光绪二年(1076年)灾情又进一步扩大以直隶、河南、山东三省为主,蔓延至北,辽宁,西;陕西、甘肃,南至苏皖。并引发了蝗虫遮天盖地,庄家越是枯萎,蝗虫吃的越来越狠。

    这一年,南方各省遭遇了大暴雨,广东、福建损失严重。而北方各省,从长江以北直到中朝边境,则出现了百年罕见的大旱,许多地方颗粒无收。
    随后,漫天的蝗虫席卷而来,将直隶省大部啃食一遍,蝗灾过后,华北大地狼藉一片。

    粥厂提供的食物虽然不足以吃饱,但是却可以让灾民不至于饿死,保留着一丝存活的希望。只要能活下去,没有人会愿意去造反。就这样,一场处在爆发边缘的农民起义,便消弭于无形!

    在丁戊奇荒爆发之前,满清刚刚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捻军(1853-1868),陕甘回乱(1862-1873),当时的中国人民是苦难的,这三场动乱几乎波及整个中国,损失人口无数。而陕甘回乱和捻军的主要作战地点正好在丁戊奇荒爆发地山东、河南、直隶、陕西一带。说白了,想造反的早就造反了,不服从管理的已经被镇压了一回,剩下都老实了。这种压力的提前释放,让丁戊奇荒避免了大规模农民起义!这也是为什么躲过了历次动乱的山西,成了受灾最严重的地方!

    虽然说,百姓造反不一定能成功,但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有钱人会直接面临第一轮的冲击,换句话说,这些百姓会首先拿这些有钱人开刀,而这些有钱人显然是挡不住这种冲击的,这样一来,到时这些有钱人不说家破人亡,至少会元气大伤。

    首先从当时的灾民来说,他们没有爆发大规模的起义,一方面是由于官员的恪尽职守。当他们尽职尽责救治灾民的时候,灾民便没有了想要暴乱的冲动,因为他们也看到官员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这样可以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即使当时苦一些,但后来还是会有好结果的,起码能够稳定民心。

    正所谓“凶年多盗”,大灾之后必然是大乱,翻看中国历史,因流民暴乱而导致天下大乱,乃至战争大爆发的,不计其数。

    李鸿章赈灾,有大刀阔斧的一面,也有灵活应对的一面。

    三,政府救援得力

    这时的李鸿章出动了,除严防死守外,发的各个地方官绅竭尽全力救助,凡是灾民就地收养的措施取得了成效,各地可见粥厂遍地。

    虽然发生了暴乱和灾难,但根据历史记载,在这场旱灾发生之后,并没有很多的人起来发生暴乱行动。当时处于封建社会,对人们的思想统治较为严苛,而且是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有许多的人都在中央集权制度达到顶峰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叛乱的意图。

    二、救灾过程官民一心

    这场大灾的波及范围非常广,北至辽河内外,南达江淮,向西包括了甘肃地区,几乎整个北方都笼罩在了阴霾之下,这样的超大范围的旱灾,在古代也是非常少见。

    满清政府出动了,“救死、防流”是重中之重,“防流比救死”更加重要,因为大灾会引起大乱,甚至爆发疫情的出现乃至战争。广设粥厂,收容灾民是防止出现流民的最佳办法。

    节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粮食虽然多,但是人们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量来确定粮食使用的多少。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明确,虽然多,但是也不能造成浪费,长此以往,关键对我们的精神是一种摧残,对我们的理想是一种践踏。

    李鸿章的政策:一手抓赈济、抚恤加全方位,多渠道筹款,接受外国援助是破了愚昧无知之举。军队戒备,朝廷还出台了“买官鬻爵”的纳捐方式,给救济灾民用力用款。

    这一年,距离太平天国失败刚过去十年;距离洋务运动兴起也过去十年;这一年,年仅4岁的光绪,刚刚被扶上皇帝宝座;年过六旬的左宗棠,正式奉命出征收复新疆。这一年,大清帝国似乎给人一种焕然一新、蒸蒸日上的感觉。

    三是宣扬“强国务必制夷”

    以往的朝代,若是因大灾引起大乱,通常都是因为救灾不力,而清朝在这方面,倒是做足了工夫,为了平息这场威胁到了清朝根基的大灾,清朝也算是不遗余力。

    康熙王朝六十年,农民起义不下15次!光绪年间能少吗?

    卖一顶荣誉的帽子给富人,拿得来的钱财办好事,这没什么不好的。

    (图片来自网络)

    (鸦片战争)

    民间和国外的救援毕竟杯水车薪,主要还得靠政府。为了缓解灾荒,满清政府在丁戊奇荒期间一共减免了灾区1800万两白银的税,并拨款500万两白银用在救灾上。给受灾最严重的山西地区提供了100万石粮食,这一措施让数百万人活了下来,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当时的清廷,虽然在内忧外患下早已被掏空了国力,但在惯性的驱动下,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灾情,清廷曾迅速下令,减免受灾地区的皇粮国税,据统计,清廷免征的赋税总额高达1800万两以上。

    按说在封建王朝,天灾人祸往往会有人造反,比如历史上的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等,都是被逼无奈,才揭竿而起的。

    救灾过程当中,朝廷拨下了大量的公款来帮助灾民度过旱灾,大量的公款流动,不仅是一个钱财大流动的过程,更加考验着掌握钱粮的官吏们的管理能力和职业素质。从后来整个救灾的过程来看,官员恪尽职守,不仅没有贪图钱财,而且是不遗余力的救治灾民,使这些钱财都用在了灾民的粮食发放和生活用品的补给之上。

    比如,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在灾情发生后,它在短时间内就调集了大量人力物力,到江苏、安徽、湖广等地采购粮食,然而再快速高效率地集中运到天津,分发灾区,从而救助了不少百姓!

    据英国外交报告称,山西和陕西两省,因交通困难,受灾尤重,在遭受灾难最为严重的一些县份,百姓像野兽似的相互掠食;在几百个甚至几千个村落中,70%的居民已经死亡了。更悲惨的是,吃人已非个别现象,人们组成不同的团伙,集体外出“狩猎”,将猎获的俘虏杀死烹食。

    然而叫国内外大跌眼镜的是,从来都是大灾必生大乱,但这次华北遭遇了两百年未遇的大灾,除了局部地区有一些抢食的治安事件,整个灾区竟显得异常平静,根本没有人趁势揭竿而起,更没有称王称霸,想做那问鼎中原事。
    这是为何呢?

    随着通商口岸的日渐增多、中外交流的日益深入,中国也不能再缩进躯壳、遮蔽信息,北方大灾荒的消息也使得日本等国家发起广泛的赈济活动;清朝政府也开始出资从朝鲜等国进口粮食;在中国的西洋传教士也踊跃加入了赈灾活动;国外华侨听闻噩耗,也纷纷贡献出自己的积蓄,以渡难关。

    三、民间救助

    这是清朝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灾荒,共造成1000余万人饿死,2000余万人流离失所,被曾国荃称之为“二百三十余年末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

    但即便如此,却并没有大规模的起义运动,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虽然很多人一听到卖官鬻爵这四个字就劈头盖脸,但事实上,当时救灾而被售出的爵位通常都是一些虚衔,并没有什么实缺,而清朝当时国库里早就没什么银两能用于赈济,用这些空头支票,从有钱人那里获得银两,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这个结果的一方面反映了赈灾制度的中外竞争使得灾民最终得益,另一方面,还是仔细地想一想,为什么灾民会意欲团结在李提摩太的旗帜下“造反”?灾民也不傻,随着近现代武器的更新换代,造反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缺乏“国际支持”或上层支持的土法造反,造一个死一个,造两个死一双,造多少死多少。

    从鞑清统治之始,各个民族的起义从未停止过!规模大的有记载,规模小的很少人知道,各处的土匪就是造反派,对不对?

    • 各地官员接到命令之后,恪尽职守。

    还有一方面,在整个的官员进行救灾的过程中,他们表现得十分积极,尽自己的全力去救灾,在领导岗位上做到了将人民利益最大化的作为,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减轻人们对于灾难发生的恐慌情绪和对社会暴动的一些错误认知。

    在面对金钱的时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把相当大的诱惑,尤其是这种大规模的钱财流动,如果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金钱的漩涡。要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不能让那些腐朽的思想境界占据了我们的思想和身体。

    吃大户开始了囤积居奇的不法商人倒霉了,灾民的吃大户派上用场。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吊诡!

    前所未有的大旱是主要因素,但是更不能排出人祸!闭关锁国的政策使本来就不发达的农民技术本来没有提高,反而更加低下,本就收成不好,大旱来了更加难上加难。

    在封建王朝中,天灾人祸时有发生,为了应对灾荒年景,都会在各省、州、县等设立粮仓,从采买粮食,管理粮仓等都有一套极完备的制度。

    再来说第三个原因,这个就有意思了。
    丁戊奇荒爆发时,大清国的民众对西方列强的各种侵入,十分警惕,充满了敌意,而且不分好坏。

    当时灾难十分严重,朝廷不仅通过一些发救济粮食的措施来挽救灾情,还有一些,官员提倡卖官政策,他们将当时一些没有实权的职位拿出来明码标价,让那些有钱人钱去购买,这样就能够筹措到许多的钱财来帮助灾民度过旱灾

    对老百姓来说,只要能活下去,谁还造反呢!

    灾荒如此严重,“天灾”固然是首因,但“人祸”占的比重也不小。
    此前,清廷虽然有过“同治中兴”的迹象,但官场腐败依旧严重,许多地方的水利设施形同虚设,更糟糕的是平时常设的“常平仓”、“社仓”、“义仓”,早被侵蚀一空,这导致了朝廷储备粮制度在大灾面前毫无作用。

    这么做,一方面能够平抑灾区的粮价,抑制奸商囤积居奇;另一方面,家有余资的灾民因此早得了救命粮,而他们的购粮款又可以拿来救济更多一无所有的灾民,从而实现可持续的救灾。

    然而,就在大家翘首以待、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时候,京师和直隶地区最先开始爆发旱灾,接着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也有部分地区相继爆发出严重的旱情。自此,持续四年之久、波及整个北方的特大灾难正式拉开序幕。

    丁戊奇荒,是指发生清朝年间发生的黄淮地区的一场特大旱灾饥荒,从公元1875年持续到了公元1879年,其中1877(丁丑年)、1878年(戊寅年)灾情最为严重,史称“丁戊奇荒”。

    大灾刚刚开始,清朝就着手于赈济,不论其目的如何,终究最后确实有效果。历代的大灾,最终引起大乱的,通常都是因为灾民实在无法维持生计,而当时的朝廷又无法有效赈济,实在是迫于无奈才揭竿而起,但凡有些希望,都不至于如此。

    第二,灾情太重无力折腾

    在这种背景下,大部分百姓其实都缺乏发动和参与造反运动的驱动力。因为,灾荒虽然会造成很多人死亡,但造反死的人更多;关键是,当初太平天国这么牛逼,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而且那些参与的人,一个比一个惨,尤其是比饥荒而死惨多了。

    何谓奇荒:1877年——1878年以这两年为主,而这两年阴历属丁丑、戊寅,所以称之“丁戊奇荒”,这次的大灾荒遍及蔓延之大,实属罕见。

    不是不想,是根本就没有能力反,晚清时期的丁戊奇荒,算得上是清朝乃至历史上最罕见的超级灾荒之一,以往的朝代若发生这般的灾荒,通常就会引起大乱,不过丁戊奇荒期间,清朝却相对比较安静,最终竟然硬是挨了过去。

    当然有人造反,但现实环境下,造不成!

    二是士绅们自觉义赈。

    强烈的民族意识被激发起来后,灾区的民众也不含糊,许多人宁愿饿死,也不愿意接受洋人的救济粮、救济银。

    可以说,正是因为当时士绅们一方面赈灾,一方面宣扬“制夷”,也就相当于把矛盾转移到洋人身上。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因此,造反的事情,就很少发生了。

    “丁戊奇荒”前后长达4年之久,受灾面积之广,饿死人数之多,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曾评价说 “二百余年未有之灾”。他还在奏议中描述道:“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祸奇灾,古所未见。”

    就在清廷无以应对之时,各地士绅纷纷自觉义赈。并且一改往昔坐在家里等灾民上门的行为,而是带着粮食财物,深入到灾情最为严重的地方去开粥棚等。

    同时,此时吏治腐败,沉重的税赋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又才结束了长达13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起义,再加上外国强敌环伺。总之,清王朝已如一艘行将就木的破船。

    要知道,当时的清王朝,和历史上的各个朝代末期一样,一方面农业生产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大量百姓活不下去;另一方面是政府控制力已经无法深入到社会最底层,且政府本身也没有能力进行赈灾和救援。

    光绪三年(1877年),华北旱情毫无缓解,蝗虫继续肆虐,清廷脆弱的储备粮体系随即崩溃,大规模的死亡开始光临这片尚未从战争灾难中(平捻之战刚过去10年)复苏过来的苦难大地。

    虽然尚未出现大规模的暴动,但是上述这种情形,已经随处可见,各个灾区,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场“奇荒”是造成太平天国运动的因素之一,清廷又没有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济,四年时间使各地农民发生暴动不计其数,狼烟四起。

    灾情的受害救助无力

    首先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是么是丁戊奇荒。丁戊奇荒发生在山西境内,河东自古以来是山西境内的重要产粮区,在光绪三年时,山西发生了几百年没有遇见过的重要旱灾,但这场旱灾并没有在当年结束,而是一直延续到光绪四年。后来在灾难结束之后,河东地区的村民纷纷用石碑的形式记载下了这次可怕的灾难。

    其实,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十年前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造成7000万人死亡、数百座城市被毁的惨剧还历历在目,大家都对此都还心有余悸;关键是,太平天国运动最后是以失败而告终,其参与太平天国的人,都受到了最残酷的惩罚。

    在灾难的冲突之下,有一些地方还是爆发了一些起义,比如说山东等各省份,但都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爆发情况。

    当时,清廷已经穷困不已,赈济完全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缓解灾情。

    清光绪元年,华北平原一带突然出现了大范围的重度干旱,而在此之前近十年间,原本多干旱少雨水的燕赵之地,却一反常态,时常阴雨连绵,永定河屡屡决口。光绪二年,旱灾开始大范围波及,因当年是丁丑年,次年是戊寅年,所以这场大灾被称作“丁戊奇荒”。

    丁戊奇荒的灾况,的确罕见

    本身的这次大旱灾已经千年难遇,连绵数年,同期引发的蝗灾和后期的水灾、瘟疫更使灾民雪上加霜,仅死亡的灾民就达到了1300万,包括苏北、皖北、京津、甘肃等受灾地区人口更是达到两亿规模。

    大灾开始,清朝就派出曾国荃与李鸿章等人,奔赴各地火速赈济。一方面,依旧按照惯例模式进行救灾,另一方面,开始组织起募捐与其他形式的救济,比如鬻爵。

    一、什么是丁戊奇荒?

    为了救灾,李鸿章还有更大胆的举动,比如不惜加大“纳捐”力度,挪用军费,公开出售官职。

    十年的洋务运动,让清朝各地的商品经济都逐渐发展起来,各地都涌现出不少民族企业,它们一方面可以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也让救灾工作变得快速便捷许多。

    只要回乡,必须发放路费,发放粮食。积极准备春耕备荒再次出现。自此对灾民的改革大幅度提升,灾民在疾病缠身加之肌饿,已经无力造反,以活命为主,就这样度过了这神奇的大灾难。

    清廷的各省政出多门,特别是禁止粮食出省,造成了有旱灾的省份没有饭吃,加剧了农民社会不稳定。太平天国运动就是例子,没有饭吃他们就开始搞起义,有不稳定的起义,满清政府就要镇压,战乱的发生与镇压对农业的破坏极大。

    灾难总会发生,关键要看我们对待灾难的态度和我们在灾难面前的执行力,这样的话,即使灾难发生我们也不会惧怕灾难,能够更好地去克服灾难。

    民间救助当然不是“丁戊奇荒”首创,之前的朝代中也有善人施粥的先例,但是这次与之前明显不同。首先是影响面广,不仅仅是灾区,南方没有受灾地区的广大官绅也纷纷行动起来,与“洋赈”积极竞争,不甘人后;其次,普通百姓也慷慨解囊,构成了一次近代民族精神“觉醒”的雏形。

    • 当时中外交流也在不断增加,中国也不再闭关锁国

    第二个原因,也是因为当初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让大部分有钱人都深刻明白百姓活不下去的危害有多大;如果他们继续一毛不拔、继续为富不仁、继续放任这个事态发展下去,很容易造反百姓纷纷揭竿而起。

    在丁戊奇荒中,西方传教士以及慈善团体,曾深入灾区,积极参与赈灾救援。江南的士绅们看到这一幕,认为这是洋人的凯觎之举,不能无动于衷,必须立即行动起来,争取民心,固中国之藩篱。

    首先是有限的民间救济、赈灾活动的发起。这次江南的士绅挺身而出自发的出动钱财物到灾情严重地区赈济,最重要的对象是儿童。

    虽然在丁戊奇荒发生这四年里,也出现过很多次流民抢劫当地农村的事件,但最终没有爆发明朝末年那样的大规模暴动,和当时满清刚刚经历同治中兴,军事实力较强有很大关系。虽然太平天国后,淮军、湘军都进行了大规模裁军,但在帝国的各个地区仍然保持着可观的军事存在。比如山东就驻扎着数万淮军。这些人装备先进,训练有素,可以轻易镇压小股灾民的暴乱!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这些有钱人的慷慨解囊,在一程度上缓解了底层百姓与有钱人之间的阶级矛盾,从而不至于让底层百姓对有钱人充满愤恨,这也让别有用心的人无法再有效利用阶级矛盾(比如杀富济贫、平均田地)来鼓动底层百姓造反。

    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和列强的蛮横剥削,也极大的加剧民众的负担,家无余粮,根本无力对抗灾情。

一场在爆发边缘的农民起义

“蝗灾”,与旱灾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当旱灾出现时,蝗灾必是如影随行。

这场灾难由于在1877年和1878年最为严重,而1877年是丁丑年, 1878年是戊寅年,因此后人将这场灾难,称为“丁戊奇荒”。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场史上空前的丁戊奇荒,却并没有引起大乱。

这场灾难,无论从旱灾发生的面积和强度来说,都是极为罕见的,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有数以万计的灾民,因没有粮食收成而死亡。灾难的发生往往预示着会有大动荡的产生。因为灾难发生之后,人们的吃饭温饱成了最大的问题。人们在饥饿难耐的情况下,难免就会发生:抢劫粮食,抢劫钱财的无奈之举,更加会造成社会秩序的强烈不安。对当时的统治秩序有着重大的影响。那么作为当时的官员,他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被清朝官员称为“丁戊奇荒”的那场大旱灾发生在1876年到1879年的晋冀鲁豫陕地区(尤以晋豫为烈),灾情最严重的时期是中间两年,1877年是丁丑年,1878年是戊寅年,所以也被称为“丁戊奇荒”。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鸦片贸易已经变得合法化。大量白银外流,让清政府认识到,与其白白被洋人赚钱,还不如让鸦片本土化,所以默许百姓种植鸦片。

因为1877年为丁丑年,1878年为戊寅年,所以这场大灾难也被称为“丁戊奇荒”。

然而也是这一年,天下久旱无雨,再加上水利不兴,以至田地颗粒无收,粮食绝产,百姓无以为食,只能剥树皮,挖草根充饥。

从1876年到1878年,从少数的死亡,到大规模的死亡,只三年时间,华北大地死亡人数就超过了1000万人,悲惨程度震惊了整个世界。

(义赈的粥棚)

天灾:

  1. 在李鸿章的统筹下,朝廷持有的大批粮食,从江南的漕粮到东北的库米,向灾区支援有序,关键点上,推诿扯皮的情况并不多。

    因为鸦片种植的合法化以及鸦片贸易中的暴利,导致全国鸦片种植面积暴增,相对应的,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就会减少,毕竟耕地就那么多;

  2. 一是设卡防止流民。

    灾民们接受了这样的思想,认为外国传教士们赈灾是心怀叵测,宁愿饿死,也不肯接受他们的救济。

    这不是抹黑,也不是危言耸听,在朝廷赈灾官员的记述中,也有“易子析骸之惨”的记载。

    原因无非以下几点:

    一,压力被提前释放

    洋务运动之后,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在当时也出现了一大批比较富有的新兴实业群体,当时的实业家,得知丁戊奇荒的爆发,本着“我等同处宇内,有分地无分民”的原则,大规模自发加入了赈灾行列之中,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义赈”。

    在灾区,除了直接发放赈济粮,李鸿章还重点做了一件事:以比市场价更低的价格,向尚有余资的灾民出售粮食。

    • 当朝政府十分注重这项工作

    国库无钱,粮仓无谷,百姓先尚且剥树皮食草根,后来无可食之物,便把小石磨粉或食观音土,最终腹涨而死。

    清朝末年,国库亏空,割地赔款之外,还要镇压太平军等。这些无不需要钱,所以苛捐杂税非常多。风调雨顺的年景,百姓尚且刚够温饱,更不要说旱涝灾害的情况了。

    关于丁戊奇荒,我们还要从1875年说起。

    这种做法,极好地缓解了社会矛盾,降低了百姓起义的几率。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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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知库热点问题跟踪 » 光绪年间, 丁戊奇荒死伤超一千万人, 为什么没有一人敢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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