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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你认为被冤枉的最狠的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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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冤枉最狠的人,是还未被平反、我们至今都不知道他是被冤枉的人。

历史上被冤枉的人很多。

人是复杂的,历史也是复杂的。很多事情,是难以用对错来评判的。而且时过境迁,我们用现在的认知和看法,来评价当年的历史人物,就容易出现“冤枉”的情况。

(天津大学 盛宣怀像)

近日恰逢天津大学校庆,忽然想到这座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大学的创始人盛宣怀,在《清史稿》中评价为“误国首恶”。

“四川绅民罗纶等二千四百馀人,以收路国有,盛宣怀、端方会度支部奏定办法,对待川民,纯用威力,未为持平,不敢从命。人文复以闻,再切责之。赵尔丰等复奏:“川民争路激烈,请仍归商办。”不许,川乱遂成,而鄂变亦起,大势不可问矣。资政院以宣怀侵权违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请罪之,诏夺职,遂归。后五年,卒。 ”

那么,盛宣怀究竟在清末做出了什么欺君罔上涂附政策的事,导致酿成亡国的祸乱呢?这就要从四川保路运动开始讲起。

国进民退,公司的亏空要国家兜底?

在经历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清政府的掌权者们也纷纷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同时,民间也开始正视对于修铁路这样的实业能够带来的经济利益。于是,官民之间形成了一种共识,要想富,先修路,铁路是一定要修的,尤其对于四川、两湖这样的非沿海地区,更是重要。只要不从洋人那里借钱修路,都是好的。

可是修路的钱,国家一时之间拿不出这么多,于是连接四川与湖北宜昌的川汉铁路,就采用了民间商办的路线。当时的中国,还没有那么多资产雄厚的资本家。那好,就让每个百姓都出一点钱来修路,修好以后大家一起分红利。四川百姓的地税中,直接增加一部分,成为川汉铁路的“租股”。这样,几乎整个四川的乡绅民众,就都在自愿或非自愿的状态下,成为了川汉铁路的股东,共筹集了修路款1400余万两。

可是,修铁路这样的大工程,没有调度,没有规划,没有监督,修路的进程一拖再拖。事实上,修建川汉铁路,实际需要约5000万,筹集到的1400万根本无法完工。

于是,持有这些资金的公司大员们,便开始以“增值”为目的,开始了他们的资本运作。由于缺乏监管,川汉铁路公司经理施典章拿着修路款300万两去炒股,恰逢上海股灾,300万路款直接化为乌有。

此时,修路已经花费了400余万,300万炒股亏没了,还剩下700余万现银。清政府也发现,这么让民间修路不是个办法,还是需要由政府统筹管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一事,就交由当时大清在洋务实业方面的第一领头人,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处理。

(铁路上的大清)

蛮横专权,膨胀的邮传部大臣

四川方面,从总督王人文,到川汉铁路的大股东们,都认为此次收归国有,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们的思路是,花掉的400万,变成国有铁路的入股股份,剩下的700万,重新划归回四川财政,以兴办教育、发展四川实业等工作。至于亏空的300万,国家最好也能想想办法,毕竟施典章当年也是中央指派下来的总经理,他出的问题,国家不能不管吧。

没想到,盛宣怀的算盘,和川人的想法大相径庭。

1911年,盛宣怀成为内阁重臣,到达了他个人政治生涯的最顶点。此时的盛大人认为,这种小事情非常好处理,花掉的400万,一律换发成国家铁路股票,亏掉的300万,国家概不负责,至于现银700万两的租股,更不可能退还到老百姓手中,直接划拨回中央政府。

四川总督王人文认为,这种处置办法与川人的诉求相去甚远,恐怕激起民变,于是对于盛宣怀的电令秘而不发,准备再商议一下。

没想到,盛宣怀指令严格,既然你王人文不执行中央的命令,那就撤职!改由立宪派的赵尔丰接任四川总督。

(赵尔丰,清末稳定川边藏区,改土归流的重臣)


流血冲突,点点星火竟成燎原

盛宣怀没有想到的是,赵尔丰并没有直接听盛宣怀的安排。他认为此事事关国权,在上任之前就与王人文通信,认可王人文缓和处理的方法。并且赵尔丰致电内阁,要求将修路款交由资政院决议,谨慎处理。

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川人为了这笔经济纠纷,还只是处于和平争权的阶段。可是两件事情的发生,为这星火助势,成为燎原。其一,是盛宣怀为了继续筹集修路款项,向列强借款。四国借款合同传到成都,舆论哗然。《蜀报》直接刊登文章,痛骂盛宣怀为卖国奴。其二,是自负盛宣怀认为这点小事,何必走什么流程,直接致电川汉铁路宜昌分公司总经理李稷勋,将700万现银扣住并转出。700万修路款已经实质上被盛宣怀控制在了自己的手里。

四川的民众被彻底激怒了。此时,保路运动从和平争权,升级成为抗争运动。赵尔丰弹劾盛宣怀处事急躁,酿成祸乱。而内阁则执行盛宣怀的意志,坚持铁路收归国有,如有抗议,视同为乱党,严斥赵尔丰平息保路风潮不利,如再不平息,也将治罪查办。赵尔丰面对中央对自己的严厉斥责,为保自己的乌纱帽,只好把枪口对准了争权的群众。事件再次升级。于是,中央令湖北的端方带领所练新军,入川镇压。

(保路运动纪念碑,至今依然立在成都街头)


正是趁新军入川,湖北空虚之际,武昌起义打响,中国大革命轰轰烈烈的开始了。前去镇压保路运动的端方军队哗变,端方被新军乱刀砍死。而后,在四川向争权民众开枪施压的赵尔丰,也被革命军逮捕处死。盛宣怀被革职,逃往日本。保路运动不出半年,革命已经势若燎原,大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宣布退位,一个王朝就此覆灭。

从保路运动的前因后果我们可以看出,盛宣怀行事专权蛮横,确实是导致该事件升级,川人起义的最主要原因。可是因为保路运动而致使武昌起义更加顺利地进行,则是盛宣怀万万没有想到的,也是历史的诡谲之处。所以,说盛宣怀是清朝灭亡的“误国首恶”,确实牵强了一些。清朝灭亡,是积贫积弱多年的结果,把王朝覆灭的原因推给某个人来承担,都是有失偏颇。

(《清史稿》总编纂赵尔巽)

值得一提的是,在保路运动初期试图缓和行事,后来又血腥镇压群众,最终因此事而死的赵尔丰,正是清史稿总编纂人赵尔巽的弟弟。赵尔巽在清史稿中是秉笔直书,还是夹带私货,相信看过此文的您,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明明是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名正言顺的民国首脑,却很少被人提及;

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明明在维护领土完整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却被当做出卖主权利益的卖国贼;

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明明有治国经世的才能,却被诋毁为胡子马匪!

他就是张作霖,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很励志的人物,因为他的起点很低,在清明世道这样的人出人头地的可能性很小,但在乱世却能够经世致用。

乱中取胜,不但解决了温饱,实现了富足,甚至在政治上还坐上了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的位置,何为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

这其实就是民国大总统的一种变相称谓,北洋系精英王士珍曾说你要是恨谁就让他当总统,再反观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曹锟等人。

当张作霖的奉系军阀控制了北京之后,张作霖也想过过大总统的瘾,但又怕重蹈那么多“前辈”的覆辙,和高参们研究了半天研究出了一个海陆军大元帅。

实际上行使的就是中华民国最高权力,他这是军政首脑,而且这一称谓是得到国际认可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其进行审判时专门提到了谋杀他国元首罪,替张作霖伸了冤报了仇。

而日寇刺杀张作霖是1927年的事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1945年,已经18年,到审判的1946年已经19年。

日寇为什么刺杀张作霖?自然与张作霖口惠而实不至作风有关,当然作风不好大多数情况下是个贬义词。

但放在张作霖身上,那绝对是个充满正能量的词汇,因为正是因为张作霖在与日寇的交往中话说的满事办的少,才尽可能的保证了东三省领土权利的完整。

尤其是在郭松龄叛乱中张作霖做了最大幅度的让步,白纸黑字的与日寇签订了不少城下之盟,出卖了不少东北的利权。

日寇欢呼雀跃的想着张作霖平定叛乱后履约的幸福场景。

但现实是张作霖在平定叛乱后首先是只字不提“回报”的事情,然后扯皮推诿,日寇逼急了张作霖也板起脸说话,总而言之,狼子野心遇到了貔貅。

张作霖似乎成了守财奴,本来日寇是把张作霖当成是他们侵略东北的得力助手培养的,没想到下了血本却把张作霖培养成了阻碍他们侵略东北的绊脚石。

日本军部的一些人恼羞成怒,一些人正寻找出人头地做出点成绩的事情,比如说日寇情报机关头子土肥原贤二,当时的他如果不干出点惊天动地的事情,马上面临复原回家。

于是就和河间大作等人密谋暗杀张作霖,清除这个日寇侵华的障碍,这就有了众所周知的皇姑屯事件。

一定程度上说张作霖迟缓了日寇侵华的步伐,这一点是必须得到肯定的,还有就是张作霖的军事政治首脑身份,也必须得到正视。

胡子马匪多半是张作霖的政敌借题发挥胡编乱造出来的隐情,可信度并不高!

本文根据历史三日谈专栏《透过张作霖看时代:让人生有改变》相关内容整理,更多精彩欢迎关注历史三日谈订阅专栏!

文革时期太多了

因为历史久远,或者自己对被冤枉的历史人物经历知道比较少,所以无感。

现代,却真的有一个冤案让死刑是否应该废除一度成为焦点。

一个年仅18岁见义勇为的小伙子却被冤枉为杀人凶手,被判死刑,9年后真凶落网。

1996年4月9号晚上,一名年轻的女青年从呼和浩特锡林南路千里香饭店出来,到旁边的毛纺织厂宿舍院西侧的公共厕所方便。

穿着高跟鞋踩着地面在空旷女厕所发出“咔咔”的声音引起一个不怀好意人的注意,这个人此时正好在男厕方便。

正值年轻的男人兽行大发,冲进女厕,将女青年强奸,为了免除后患,他残忍杀害这个可怜的女人,然后桃之夭夭。

巧合的是,正当凶手施暴时,厕所外一名叫呼格吉勒图的毛纺织厂工人经过回宿舍拿钥匙,他隐约听到里面有女人呼叫声和挣扎声音,但是大晚上一个人他不敢贸然进女厕所。

于是他跑回厂里叫和他同班的同事闫峰一起回到厕所,当他们小心翼翼探头进女厕所查看时,只发现一具尸体赤裸的女人躺着厕所里,凶手应该在呼格吉勒图跑出去叫人时已经跑了。

大惊失色的两人慌忙退出来,呼格吉勒图要去报警,闫峰却害怕,想赶快回家,劝他不要多事。极具正义感的呼格吉勒图坚持要去报警,拉着闫峰去了警察局。谁曾想,他这一去改变了他的人生。

报警后,这两人回到厂里的宿舍,当晚10点钟,警察将两人带回警局,两人被分开连夜突审,凌晨2点,闫峰被放回,而呼格吉勒图作为第一嫌疑人被扣押,再也没有出来过,几天后,就传出真凶就是呼格吉勒图的消息。

短短62天之后,法庭宣布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押往刑场前,他哭着对自己的亲人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很冷,身上的绳子很紧。

被执行死刑的呼格吉勒图应该被埋没在历史的长河中,除了他的父母亲人,没有人相信他是无辜的,直到2005年一名“嫌疑犯”的落网,使得尘封近10年的案情有了新的进展。

这名被抓获的犯罪分子叫赵志红,据其交代,他曾经10年间盗窃两起,抢劫、强奸、杀害女性27起,其中6起强奸后杀人未遂,有11名女性惨遭其强奸杀害,最年幼者仅12岁。

而1996年4月9日那起女厕强奸杀人正是赵志红的第一起作案,因为没有被抓,甚至凶手都搞错了,所以他心存侥幸,胆子更大了,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

既然凶手是他人,那么人们不禁会问,为何呼格吉勒图会被认定为凶手?而他本人也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在后来披露的档案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呼格吉勒图存在被逼宫和诱供的嫌疑。他的那份口供是在警方“不让他上厕所、吃饭、睡觉,骗他说那个女孩还没死,只要他招供就会放他回家”换来的。

一个年满18岁,刚刚从学校出来参加工作不到1年的年轻人,哪里经过这种阵势,害怕和恐慌让他相信了那些人。直到被执行死刑前,呼格吉勒图依然坚持自己是无辜的,可是没有人愿意去听。

当年一同报案的同事闫峰后来回忆道:他们分开审讯后,他曾经听到隔壁房间的有桌凳移动的声音和喊叫的痛苦呻吟声,第二天一早他看见呼格吉勒图被铐在暖气片上,神情萎靡。

检方提供的铁证是,被害人咽喉处伤口经检验和呼格吉勒图指缝中一致。然而案发后第一时间到现场的警察却说现场无打斗痕迹,死者身上没有伤口,两相矛盾。

经过再审,2014年12月,呼格吉勒图被判无罪,距离他被冤死已经过去了18年。他的父母获得国家赔偿金200余万元。赵志红被判死刑,那些曾经制造这起冤假错案的27人被追究相应责任,已经高升为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冯志明成为呼格案启动追责后,第一个被调查的责任人。

呼格吉勒图的冤死应该引起社会反思,贪功冒进让一些蛀虫将一个好人冤枉成杀人犯,放过了一个穷凶极恶的恶魔,更让人难受的是,这个被放过的恶魔在至此之后的十年里,疯狂作案20多起,奸杀11人,其中还包括一个年仅12岁的花季少女。

历史不会重演,但是呼格吉勒图的冤死还是太廉价。

从政治上讲,没有冤枉的,政治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博弈,胜者书写史记承载而已也。







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是历史上被冤枉最狠的人,刘少奇案也是共和国史上的第一大冤案。

刘少奇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也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文化大革命中,他被错误打倒,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江青、康生强给他加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的罪名,诬陷他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6年12月16日,康生在“北京市中学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上讲话,从此,对刘少奇的批判更趋激烈。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道过了“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刘少奇于1969年11月12日含冤逝世。

刘少奇曾经说过:好在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粉碎四人帮后,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恢复他的名誉作了专门的决定,为他平反昭雪,党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推翻了一切强加给他身上的罪名。

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最为冤枉的人物当属王莽,他本是新朝(公元8年至23年)的开国皇帝(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开国和亡国都是一个人的皇帝),是个名副其实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却死后没有本纪,只是在《汉书-王莽传》中记录了他的事迹,头颅更是被人当做纪念品保存270余年,本人成为篡位者的代名词。

王莽是新显王王曼长子、西汉孝元皇后王政君侄,在他少年时,其父兄先后去世,后跟随叔父们一起生活。当时的王氏家族是权倾朝野的外戚,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族中之人多为将军列侯,生活侈靡,声色犬马,互相攀比。但是唯有王莽独守清净,出淤泥而不染,生活简朴,为人谦恭,勤劳好学,师事沛郡陈参学习《论语》。他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的遗子,行为严谨检点。对外结交贤士,对内侍奉诸位叔伯,十分周到。王莽就是这个世家大族中的另类,几乎都成为了当时的道德楷模,很快便声名远播。由于是外戚家族,王莽很快在宫中任职,随着西汉皇帝的一次又一次死亡,他平步青云,当时社会矛盾激化,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公元8年十二月,王莽逼迫姑姑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入高祖庙拜受,御王冠即天子位,建立“新朝”,王莽即新始祖。王莽在朝野的广泛支持下,登上了最高的权位,开了中国历史上通过天命之说禅让作皇帝的先河。

西汉末年政治腐败,朝廷奢华无度,地方搜刮盘剥,再加上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使得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经济凋敝,所以人心浮动,政治危机愈演愈烈。王莽正是看到了问题的根源,于是在登基之后,有针对性的推出改革计划。公元9年宣布,将天下田改曰王田,以王田代替私田;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一样,均不得买卖,然后改革币制、官制,规定盐铁官营,山川河流收归国有等一些列政策,史称“王莽改制”。

但是王莽的改革有些名不副实,且推行的方式和方法不得当,引起了从诸侯到百姓的一致反对,加之新政推行的时机不对,当时旱灾、蝗灾、瘟疫流行,黄河决口改道赤地千里,饿殍遍地,对外用兵无度,造成天下剧烈动荡,农民起义不断,公元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时,各地农民纷起,其中形成了赤眉军和绿林军两大军事势力。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混乱中为商人杜吴所杀,新朝灭亡。

新朝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完整的且统一中国的王朝,王莽是一位改革家和政治家,虽然王朝覆灭,改革失败,自己身首异处,但是这些都不能成为抹杀他曾经为帝王的原因和借口。

继新朝而起的是东汉,东汉王朝为了宣扬自己的合法性,磨灭王莽作为皇帝的存在,在修订《汉书》时就把王莽列作“逆臣”一类,只给立传,后世的诸多评价也受到东汉时的影响,认为王莽是“逆臣贼子”,被贴上篡位的标签,这是极不公平的。王莽作为名副其实的皇帝是够格的,是完全合法的,但是王莽这个皇帝无本纪,身首异处,成为封建时代最委屈最冤枉的历史人物。


历史人物的对错,得由历史去评判。

说到冤,有很多正直人士被枉杀。但是真正冤的,不是什么大人物,而恰恰是千百万言不见经传的黎民百姓,他们招谁惹谁了,却有很多人无端枉死。

历史上纸上谈兵的赵括兵败,秦军坑杀四十万降卒,冤不?因为他们是战士,当死在战场上,不死在战场才冤,但不是最冤。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九江保卫战\"的军民冤,南京大屠杀被日本杀的三十万中国人也冤,三光政策下惨死的中国军民更冤。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冤屈简直太多了,只有不断发奋图强,悲剧才不会重演!那些枉死的人才会得到慰藉!

以前的历史课本,有一篇介绍秦始皇的,整篇基本都是反面,焚书坑儒,独尊儒术。秦始皇定的法律严苛,小罪动不动割鼻子耳朵,砍脚骨。征用六国百万百姓,修长城,阿房宫,丽山陵墓。最后,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最终项羽刘邦推翻了残暴的秦朝。

后来看历史,秦始皇对中国,实在是功大千秋,统一六国,使中国成为一个集权国家,不在象七国时打来打去。焚书坑儒,是取消国内一切歪理学说,只推儒家。书同文,是去除当时七国书写的不同文字,全国通用一种文字。车同轨,秦始皇是世界上最早定立交通准则的国家,也就是我们现在行车,靠右行。

统一度量衡,当时七国所用斤两,尺子都不同,秦始皇统一了。

统一钱币,因为当时每国造的钱都不同,秦始皇统一了全国的币,类似今天人民币。

自从秦始皇统一了文字以后,历代帝王,都把统一使用汉字的天下为已任。

之所以今天中国那么大,都是秦始皇的功劳。应该说,真正统一中国的朝代,是从秦始皇开始。而夏商周朝,自称天子,其实只能算天下共主,也就是各国老大,各国是各管各的。

而欧洲历史上也曾经统一过,为什么分为那么多个小国,而不再统一为一国,因为统一者,没有象秦始皇一样,统一文字,钱币,度量衡,致使帝国一倒,各地又以各地文化自成一国。

秦始皇也是一个统一六国后没有杀一个功臣的帝王,怎么说他残暴呢。再细翻历史,陈胜吴广起义,书上是说被雨误期,到也要处死,逼得起义。

我观看一些分析,没有那么简单,秦朝法律也不可能那么乱,因天误期,情有可原,除了陈胜吴广两个卒长,还有官方监军,可以证明因雨误期。

陈胜吴广两个起义,完全偶然,那是因为秦灭六国,没有完全消化的人,比如张良曾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

因为雨天不行走,陈胜吴广两人想利用这八百人搞事,成王败寇,陈胜吴广就是象张良那样没有服秦国的六国人。

所以,两个人振臂带头一呼,六国人民跟着就反了。

但是我们再往前看,秦朝的掘墓人不是陈胜吴广,也不是刘邦项羽。而是赵高,李斯和胡亥三个人。

如果公子扶苏称帝,如果蒙括,蒙毅两个大将不死,起义军这些乌合之众,不够他们一下撵压完。

起义军能推翻秦朝,不代表秦始皇的秦朝不行,那是被胡亥,赵高,李斯搞坏的。

所以到刘邦立汉,就尽量黑秦始皇,而他们起义推翻暴秦,是正义的了。

秦始皇就是历史上被黑被冤枉最久的人。